上周四的课后，我前脚后脚地紧跟着导师冲进了办公室。尚未坐定，我便直截了当地开口道：“我要修第二个博士学位，社会学的。”

我的这个念头，起得可谓突然。就在头一天下午，我的土耳其同学刚刚告诉我，由于课程的交叉设置，我们只需多花两三个学期，补修若干门专业课，便可比较容易地拿到另一个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了。说着，他便力邀我陪他一起，以比较国际教育作为第二个博士研究方向。闻讯我眼前一亮，却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：“很抱歉，我不喜欢老是在一个领域里转悠。”与此同时，我心里立刻开始盘算：“如果要修第二个博士学位的话，为什么不选择社会学呢？”

这个念头要说突然，其实也不尽然。读双博士是我来美之前早已存下的心愿了。单纯一个教育学博士，远不能满足我对自己的学术期望。只是，之前我一直打算在这边多读一个法学博士，甚至暗地里都已做好了考LSAT的准备。但现在想来，读法学博士的话一来要把全部的法学研究生课程一一修过，无法转学分，毫无捷径可走；二来PSU的法学院在美国排名七十开外，不值得一读。若去其他学校的话，那势必又要等到我读完这第一个博士之后了。而相比之下，在PSU读社会学博士则十分便利。首先，我当前的学分可以转一部分过去，省时又省钱。在同一座校园里以后上它的课也方便；其次，我的导师是社会学出身，在美国资源丰富，人脉广阔；再者，PSU的社会学在美国排名前十五，算得上是相当优势的学科。这种机会我若是放过，那便如入宝山而空手归，想必会遭天谴的。

导师想了一会，笑了起来，对我说道：“我知道理论上，你们是完全可以修两个博士学位的。可是至少在这里，我还很少听说有人真的这样去做。这样吧，我知道你对社会学的兴趣，嗯……要不，先申请修一个社会学的硕士学位如何？我来帮你联系。”

“硕士啊……”听着目标被打了个折扣，我有点失望，搔了搔头。但转念便想，硕士也好啊，自己的背景总是又丰富了一些，而且硕士也更容易读、更容易毕业啊。于是笑逐颜开，对导师道：“很好！那就这么定了！”

走出导师的办公室，觉得心里一阵轻松，一阵敞亮，同时，也觉得自己真的很勇敢，敢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。但是，让一条长线段变短的最好办法是在它旁边画一条更长的线段，一个困难只有放在更大的困难面前才会显得不是那么困难。对于我个人而言，越是往远处看，越是能够摆脱眼下困难的折磨。越是在身陷困境的时候，越是只有新的梦想，才能为我带来光明和希望，以及迎战的信心和勇气。

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，老四跟我说：刚开始的一周最难，咬牙坚持过去就好了。

接我的师兄则告诉我：在这里读博士，头一两个月最难，撑过去的话后面就会容易一些了。每年都有一些新生在头一两个月里就放弃回国了。

后来认识的台湾的学长，则对我充满了殷殷期望：第一个学期最难！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坚持下来！无论多受挫也别放弃！

大家的感受各不相同。对于我来说，到底哪一个阶段最难呢？的确，刚到美国的时候很不容易。初到华盛顿的那个深夜，我觉得自己仿佛刚来自火星，骤然被扔到了一个诡异而离奇的环境。我学了十五年的英语，却全然无法和机场工作人员、出租车司机、宾馆前台和服务生交流。而刚到学校的时候，衣食住行，样样都是标准的美国式生活，样样我都毫无心理准备。但那些对我来说，都不算什么。那种适应和熟悉的过程，于我不啻为一种极为有趣而新奇的体验，绝非困难。一直等到开学之后，我才发现了自己所面临的真正困境，才迎来了自己真正的艰难时刻。我本来早已料到了它的存在，但却依然无法在它到来的时候，保持冷静和泰然。

记得在《女神的圣斗士》冥王篇里，几个健在的和刚刚复活的黄金圣斗士撒加、卡妙、修罗、穆、艾欧里亚、米罗等一群，先后闯入了冥府，与冥斗士展开激战。但是，受冥界结界的限制，他们自身的能力连四成都发挥不出，最后很窝囊地完败在了实力远不如他们的冥斗士手里。这个例子很恰当，用来形容我这段时间的状态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在这个用“英语听说”构成的结界里，我就是那个窝囊的黄金圣斗士。注意：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输，而在于输得冤枉，输得窝囊。

我一向都承认自己过于疏懒，没有在英语听力和口语上下过太多苦功。但我从未相信过，在真实的英语环境中，听力与口语竟会是如此艰难。拿听力来说，课上教授们的讲授进度极快，我必须在课堂上始终集中全部的注意力，方能听懂一个大概。稍一疏神，便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。但相比之下，这已然算是好的，毕竟美国教授们的口音纯正。真正让我头疼的，是来自五湖四海、夹杂着各式各样怪异的俚语和口音的口语。直到现在，我都几乎完全听不懂我的印度和秘鲁同学的发言，尽管据说他们说的也是英语，而且如竹筒倒豆子般十分流利。

记得开学后不久，有一次课上，我和另外五位同学组成一组，被分配了一个讨论主题，后面附了一些需要我们解答给大家的题目。主题的内容我还没看完，同伴们便开始讨论，七嘴八舌的发言、乃至他们最后做出的结论，我几乎都一句没听懂。之后很快，我们六个便站在了讲台上，面对全班二十多名学生，每人很公平地依次回答一个问题。问题在我们手中传递，我很心虚地站在了最后一个，听着同伴们的侃侃而谈面如死灰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仅没看清楚问题，更没听懂我们“讨论”出来的答案。这让我怎么答？辜负了下面的听众还好说，我如何跟同组的伙伴交待？终于，终于轮到了我了。我带着僵硬的微笑接过了问题，心理几乎已完全崩溃。就在那一刹那，我往问题纸上认真瞄了几眼，然后突然高高挺起胸膛，脸上的微笑登时有如春风拂过、大地回春，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道：

“结束了！我们只有这五个问题，感谢大家的倾听！”

下面掌声响起，我的后背上却冷汗涔涔而下。我感觉仿佛刚从鬼门关上兜了一圈回转，心里只想：这一次是侥天之幸，如果下一次，有六个问题，那我该怎么办？

另有一次，上课时老师放视频，里面有个美国主持人拿中国开了一句玩笑。我生生是没听明白，后来竟然还是我的日本同学举手，对之提出了抗议。当然我知道，那只是一句玩笑话，是美国人惯常的幽默方式。老师也一直解释那只是一种美国文化而已，根本不意味着歧视甚至敌视亚裔。但那一刻，我真是觉得无地自容。这件事对于个人而言，已经不仅是失败，已经几近耻辱了。

上面说的，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。但比听力还要困难的，是我不得不用生疏的、捉襟见肘的口语来应付课堂上老师们不停的提问。平素的发言我常常会先打几分钟的腹稿，然后一气呵成，因此表现尚可。但课堂上的提问是根本没有时间准备的。因此，每一次的课上，我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学们叽里呱啦地说着离题万里的长篇大论，自己空有一肚子真知灼见却表达不出，或者在被老师点到的时候干干巴巴地说几句概要，像茶壶煮饺子一般。此外，与口语有关的另一个大烦恼便是，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，还远没有转化成英文，甚至连最基本的人名都没有。比如有一次，在分析行政职能的时候，老师讲到一个地方，突然提问：这是谁的理论？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了林德布卢姆的名字，而身边却是一片沉寂，久久无人回应。这是多么难得的表现机会啊！我精神大振，正待举手，话到嘴边却突然想起：林德布卢姆这个名字，用英文怎么说啊？毫无印象。脑中一片茫然之际，讲台上老师自己早已说出了答案——剩下的整整半节课里，我都在下面悔恨地猛掐自己的大腿。

因此，英语的听说环境，是我来美国之后最大的困境，也几乎是唯一的困境。考虑到这种梦魇般的状态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，再考虑到近在眼前的课堂呈现、科研项目、论文选题……实在不由得我不烦躁，不心急。可是再心急，又能如何措手呢？所以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，真的很难，很艰难。课下的文献总是看不完，焦躁不安，课上总是听不懂，还要时时提心吊胆，防备着老师的随时提问。一度我甚至对每一节课都心怀畏惧，逢上课便如临大敌。说实在的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患上了轻微的心理障碍，大半个月都饱受着强迫症的折磨。而之前，我从不相信任何一种心理疾病会发生在我身上。

所幸，我坚信人有自由意志，人可以选择。马基雅维利在《君主论》里说，命运为我们注定了一半，而我们要奋斗另一半。如何奋斗？那便是要做出适时的调整和选择。用他的话说，会调整和选择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命运背弃和毁灭的。

因此，在任何一个险境下，我们都可以选择乐观；

在任何一个困境里，我们都可以选择坚强。

所幸，于我而言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也从来不曾想过选择放弃。

于是，就在这最辛苦的一个月里，我一边努力让自己保持振奋，一边非常艰难地依靠着自己，进行自我暗示和自我调整。等到心态慢慢回归平和的时候，学业也一点点地上了正轨。如今，一切都已过去，我终于走出了最艰难的时刻，开始向上回升，开始迎来了心灵的转机。失衡的生活重新找到了平衡点，自己映在地平线上的影子，也在朝阳下渐渐清晰。我的英语听说一天天地渐趋熟练，也习惯了和往常一样在生活中苦中寻乐。比如，有时我听了一节课，记了满满几大页笔记，却始终没能听懂这节课的主题是什么，老师讲的和同学们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什么而展开的，于是乎，整整一节课都如坠入云中雾里，心里憋得难受。但是，到了最后几分钟，却突然间因为某一句话而恍然大悟，才悟到了这个千金难买的主题。登时间，醍醐灌顶般，有如一根细线把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条完美的项链，这节课上听的所有知识点、记的所有笔记全部都连贯起来了，整整一节课的困惑全都豁然开朗了！那种感觉，实在是太棒了，有如瞬间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，充盈的真气在全身飞速游走，如长江大河，奔走不息，连绵不绝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时，我得意忘形，拉住我身边的同学悄声说道：“我终于明白这节课讲的是什么了！哈哈！”后来，每次到了快下课的时候，他都会偷笑着悄悄问我一句：“Tian，你明白了这节课讲的是什么了吗？”

与此同时，这些日子里遇到的一些小事，也多少有助于我增强信心。比如有一次课后，一同漫步在校园里时，几个同学问起了我的GRE成绩。我答道：“语文500多（此处用语含糊），数学满分（此处用了强调句型）！”登时博得了一片惊叹。两位美国同学用很夸张的神情问：“你是数学天才吗？我们的数学都才只考了500多分啊！”由此，尽管我的GRE成绩在中国考生中只能算是平庸，但在班级里已经足够让我小小地得意一下了。

“Tian，你上课能听懂多少？”这是另一次课间，两位美国同学对我好奇的提问。我估摸了一下，“大约七成左右吧。”

“难以置信！”两个人惊奇地望着我，“对于一个外国学生来说，刚第一个月就能听懂70%，真是太难以置信了！连我们有时都听不太懂老师的话呢！”而这时，我的土耳其朋友凑了过来，笑道：“我在美国读硕士的第一年，上课能听懂的连10%都不到——真心话！”

这个评价和我对自己的评价相差实在有些大，我好一阵受宠若惊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可是我的口语还很差……”

这一次，几近半个班的同学都转过头来，异口同声地奇道：“什么？你的口语相当好啊？！”

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，大半宿都睡不着，心里只想：据说美国人都很直接、不会随便说谎和拍人马屁的，难道……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么？

我还没有得出答案。不过那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最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。在新的环境里，人总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。道理很简单，只是真正经历的时候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痛苦，或多或少，因人而异。生活如钟摆，无论它摆到多么偏离的位置上，迟早还是会力竭而止、还是会向中点回摆的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了。我终于适应了这里，终于在这里为自己选定了一个合理又合适的位置。真正的生活，从现在才开始算数。我继续读书、思考、写作，享受着在这边的学习生活。同时，又一再给自己规划出更高远、更广博的目标，留待自己慢慢去实现。毕竟，在学识的积累上，我始终是贪得无厌的。